6歲女孩Mei在實驗性基因治療後去世，這種由研究者發起、童死讓罕見病患者自費參與實驗性治療的亡后路徑所引發的話題，被推上了輿論的病患把命風口浪尖。

　　這個悲劇的背後，是靠基全國約2000萬罕見病患者無處求醫的集體困境：國內僅207種罕見病被納入官方目錄，絕大多數病種無上市特效藥，因治康複治療耗資百萬卻收效甚微，疗赌實驗性治療成為許多患者家庭眼中唯一能徹底改寫命運的岁女救命稻草。

　　對於不少罕見病患者及其家屬而言，實驗性治療無異於一場生死賭局，亡后但有時候又不得不賭——哪怕病不致命，病患把命也可能讓人生不如死。然想6歲女孩的靠基不幸逝世和新規的落地帶來了相應的監管收緊，如何實現醫學科研探索與安全合規的因治平衡，正在成為罕見病群體進行實驗性治療的一項新課題。

　　聽到Mei死亡的消息，田青簡直不敢相信，她逐一檢視推文IP，一度認為“是間諜來破壞中國罕見病的治療推進”。

　　2026年7月23日，學術期刊《Science》與科研誠信監測機構Retraction Watch聯合發布了名為《致命反應（A Fatal Reaction）》的調查報道，披露了一名6歲女孩Mei，在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下文簡稱“新華醫院”）接受基因治療後死亡。

　　事後，醫院倫理委員會認定，Mei的死亡與治療相關，而事實上主導治療的仇子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鬆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以及治療采用的科研路徑——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簡稱IIT），被輿論推上了風口浪尖。

　　田青的孩子患有因SCN2A基因變異導致的罕見病，其所屬的亞型，患者表現出智力障礙，並伴有孤獨症譜係障礙（俗稱自閉症）的症狀。如今，6歲的孩子無法說話、不會吃飯、大小便不能自理。

　　自出生42天發現異常後，孩子便開啟了康複訓練，如今每天要上四節課，每周上六天，涵蓋語言、運動、精細操作、社交等內容，田青全程陪同。六年來，花費了一百多萬元，但收效寥寥。

　　麵對致病性基因變異引發的疾病，單獨處理並發症往往治標不治本，田青和許多患兒家屬都對目前尚處實驗階段的基因治療寄予厚望。與Mei的父母一樣，田青和其他患兒家屬聯係了科研團隊，嚐試通過IIT的形式推動基因治療，目前籌資已過百萬元。團隊成員曾告訴田青，治療在小鼠階段實驗的效果不錯。

　　但自2026年5月1日國務院令第818號《生物醫學新技術臨床研究和臨床轉化應用管理條例》（俗稱“818號令”）實施後，科研人員多次告訴她醫院內部審批收緊，團隊忙於補交材料，試驗仍未推進到下一階段。

　　希望正在退散，田青感到沮喪，她擔心臨床研究放緩會使孩子錯過發育的最佳時期。“你體會不到這種灰暗，”田青說，“感覺生活在一攤淤泥裏，（疾病）像一隻大手始終拉著你，脫不了身。

　　由於新規出台與Mei的離世，原本被許多罕見病患者視為希望的IIT正在產生變數，之後它會走向何方，關乎許多人的命運。

　　何處可醫

　　當拉羅尼酶濃溶液進入身體後，張笑有一種“鬆綁”的感覺。不到半個小時，肌肉和軟組織的緊繃感減退，呼吸變得通透舒暢。但這種輕快僅僅持續了26周，而後臨床研究結束，如果自費用藥，張笑每周的開銷將接近8萬元。

　　早在幼兒園時，她就發現自己與別人不同：難以下蹲，手臂不能自由屈伸，洗手、穿衣服、係鞋帶都成了難題。4歲那年，她在北京協和醫院確診了黏多糖貯積症Ⅰ型，一種基因變異導致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疾病。無法代謝的黏多糖常年貯積，導致骨骼、肌肉、神經係統進行性損傷。隨著病情進展，她的視力受損，呼吸困難，一旦氣溫超過25度，呼吸道就會“很粘很緊很癢”。

　　此後的25年裏，張笑無藥可用，直到2022年，她參與了拉羅尼酶濃溶液（商品名“艾而讚”）的四期臨床研究。這是唯一有效的酶替代治療藥物，2003年在美國獲批上市，17年後進入中國。

　　據2026《中國罕見病行業趨勢觀察報告》，中國人群中已知的罕見病超4000種，患者規模約有2000萬。

　　但目前被納入中國《罕見病目錄》的疾病僅有207種。除了發病率低、危害性大，被收錄者還要滿足“有明確診斷方法”和“有治療或幹預手段、經濟可負擔，或尚無有效治療或幹預手段、但已納入國家科研專項”這兩項要求。

　　這意味著多數罕見病仍舊沒有特效藥品，甚至罕有學者研究，即便是已有藥物，高昂的價格成了壓倒患者的稻草。

　　為推進治療，張笑一方麵寫公開信、接受媒體采訪，呼籲將拉羅尼酶濃溶液列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希望天價藥能普惠罕見病患者；另一方麵，她將目光投向了IIT——它由醫療機構研究者基於臨床問題發起，不以藥品、醫療器械注冊上市為目的。

　　西南某三甲醫院曾邀請張笑參與IIT，通過AAV（腺相關病毒）開展基因治療。但最終出於安全性的考量而未果——研究者的履曆偏向腫瘤而非遺傳性代謝類疾病，加之張笑因腿疾無法獨自出行。事後她聽說，有患者參加基因治療後產生了較嚴重的不良反應。

　　盡管IIT受挫，但有特效藥的黏多糖貯積症Ⅰ型患者依然是幸運的少數。

　　與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專家結束遠程問診後，黃倩得知孩子所患的萊施-尼漢綜合征（Lesch–Nyhan syndrome，LNS）在世界範圍內沒有成熟的治療方案。“這一刻我是最絕望的。”黃倩說，“我一直在降低對孩子的底線，哪怕不太聰明，我可以陪他康複，但現在發現沒有治療方法。”

　　孩子現在9歲，語言能力羸弱，有時想喝水都要靠眼神或發音溝通，並伴有強迫性自傷行為，若不留意便會將嘴唇和手指咬得血肉模糊——這是LNS最顯著的特征。

　　黃倩意識到，如果無人牽頭，對LNS的研究將如過去六十餘年那般緩慢。在2018年年底——孩子確診的同年，黃倩便與曾經從事罕見病藥物研發的學者陳懿瑋博士聯合成立了“蠶寶兒LNS罕見病關愛之家”，並於2021年4月正式注冊為公益組織，這是國內最大的LNS患者社群。

　　這些年團隊建立了全球LNS文獻庫，推動HPRT酶學檢測本土化，還與複旦大學人類表型組研究院合作，開展了LNS的自然病史研究——這通常隻是藥物研發的早期工作。

　　罕見病患者自發推動科研的努力不乏其人。圓姐是“千裏行CMT互助之家”的發起人，她和女兒都患有CMT，即腓骨肌萎縮症。為填補國內研究的空白，圓姐主動聯係了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家，並聯合中國罕見病聯盟與北京病痛挑戰公益基金會，根據五百餘位患者信息，於2025年寫成了《中國腓骨肌萎縮症（CMT）患者健康狀況、疾病經濟負擔與生命質量調查報告》。

　　不了解腓骨肌萎縮症的人或許會望文生義，但圓姐告訴《南方人物周刊》，肌肉萎縮隻是臨床表現之一。肌肉與神經的疼痛與震顫、肢端畸形、慢性疲勞等症狀貫穿了她的一生。CMT的部分亞型甚至會導致呼吸衰竭，2026年有兩位病友因此去世，年齡均不滿10歲。

　　幾十年來，醫學界對改變其病程無能為力。原本某機構告訴圓姐，針對其中一種亞型的IIT預計從2026年7月起招募患者，但818號令實施後項目進展一度放緩。

　　盡管圓姐已近中年，治療作用未必顯著，但她仍希望成為IIT受試者。“希望為我的女兒鋪路，讓她未來好走一些。”她說。

　　風險博弈

　　在大學報到時，18歲的劉方強拖著行李爬上一段陡坡，缺氧感和心絞痛襲來——這是冠心病的症狀，罕發於年輕人。

　　自兩歲起，他的身體出現黃色瘤，先是屁股，然後蔓延到膝、肘關節，而後是手指縫、腳後跟、脖頸、耳後，乃至眼瞼，無孔不入。小縣城的醫生往往將這當作皮膚病處理，單是激光和冷凍除瘤，劉方強就經曆過十餘次。瘤子最大時腫得像核桃，直徑有三至五厘米，光是屁股上同一個位置，他就接受過三次切除手術。

　　導致異常的真凶是“純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HoFH）”，一種遺傳性脂質代謝疾病，它會削弱肝髒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的能力，這些黃色瘤便是膽固醇積聚的產物。

　　盡管劉方強常年服藥，但未能觸及病根——基因。“低密度沒有辦法再往下降了，”他說，“我去做IIT拚一把還有可能。”2023年，他在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參加IIT時，右冠狀動脈狹窄約90%，幾近閉塞，而左冠狀動脈狹窄約30%。

　　醫生以AAV為載體，將功能正常的基因序列送入劉方強體內。如果一切順利，他將重獲代謝LDL-C的能力。

　　作為第一位受試者，他隻能接受低劑量注射。一針過後，治療告一段落。在配合抑製劑治療後，劉方強的LDL-C從原本的9～10mmol/L最低曾下降至6.4mmol/L，平時維持在8mmol/L左右，而在接受試驗治療前，抑製劑對他毫無作用。配合其他藥物，劉方強如今控製在4mmol/L左右，仍略高於普通人0～3.4mmol/L的正常範圍。

　　不是每個患者都願意接受低劑量的AAV治療。第一次注射後，人體會對病毒產生抗體，再次注射不僅療效不佳，而且可能引發不良免疫反應。一旦療效不顯著，患者可能無法再接受同種治療。

　　隨著劑量攀升，有患者收獲了不可思議的療效。劉方強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有高劑量受試者的LDL-C濃度降到了不足1mmol/L，就連血管的粥樣硬化都有了逆轉趨勢。兩年來病情未見反複，患者已經停止服用降脂藥物。

　　治療後，劉方強除肝酶一過性升高外（短期升高後又恢複正常），僅有一兩日的咽喉疼痛，加之病友療效顯著，他便建議同是患者的姐姐參與IIT。如今配合藥物治療，姐姐的LDL-C濃度從9～10mmol/L降到了2mmol/L左右。

　　但並不是每一次IIT都會像劉方強這般不良反應輕微且療效顯著。比如被廣泛報道的6歲女孩Mei就在2025年3月31日，因與試驗用藥絕對相關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去世，後續試驗終止。

　　據相關報道披露，Mei的治療使用了AAV作為堿基編輯器的載體，而且是雙AAV——編輯器過大，不得不拆分開，用兩個載體運輸。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內科主任、神經係統罕見病創新診療與轉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主任樊東升介紹，不良反應嚴重程度通常與AAV的劑量相關，因而在設計試驗時，通常有劑量爬升的過程。

　　以樊東升主持的一項以AAV為載體的針對肌萎縮側索硬化症（又稱漸凍症、ALS）的基因治療為例：患者每三人分為一組，從低劑量開始注射，每組中的第一位患者注射後，若觀察28天左右無不良反應，便由醫生與科研人員共同參加的安全審查委員會決定試驗是否繼續。同組的另兩位患者注射且無不良反應後，再次召開安全審查委員會，決定下一劑量梯度的注射事項。

　　盡管事事縝密，但第一位接受高劑量注射的患者還是出現了肝髒損傷，經安全審查委員會討論後，團隊決定停止高劑量試驗，轉而探索劑量降低時，能否在保持療效的同時降低風險。

　　樊東升反對一味追求高劑量及其高療效，他認為在平衡效力與風險時，臨床醫生應當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研究者對臨床缺少直覺，”樊東升解釋道，“哪怕動物模型上都是安全的，臨床中個體之間仍有很大差異。”

　　對於劑量，患者家屬亦有其他考量。“治療罕見病是會死人的，多少科學家不敢碰，人家（仇子龍）真的是為了科研。”白亮不認同一些輿論對仇子龍的態度，他是一名Phelan-McDermid綜合征（一種基因功能突變導致的罕見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患兒的家屬，孩子也在等待IIT治療的機會。

　　新華醫院事發後，白亮擔心以後醫生們不敢嚐試高劑量注射。考慮到病人能承受的AAV注射次數極其有限，有些病人及其家屬反而更傾向於接受高劑量注射一步到位。白亮表示，如果聊勝於無的改善無法幫助患者生活自理，那實在有些不盡如人意。多位患者家屬也都向《南方人物周刊》表達過類似的態度。

　　在樊東升看來，家屬缺乏麵對死亡的經驗，即便表示可以承擔風險，但不一定做足了心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如果患者的病情尚未危及生命，“沒有人有權力終止患者的生命。這個口子一開，所有患者都可以接受高風險治療，那就亂套了。”樊東升說。

　　▲為了確認攜帶 Mei 所需基因編輯器的病毒是否能夠到達她的大腦，科學家將該療法注射到猴子體內，並用一種靶向編輯器部分區域的熒光抗體對猴子的大腦切片進行染色（左圖）。對比放大的組織圖像（右圖）中標記基因編輯器的組織（紅色）和標記所有神經元的組織（綠色）顯示，該療法似乎能夠到達大多數神經元，但一些研究人員對此持懷疑態度 圖/《Science》

　　“孩子以後怎麽辦？”

　　時間不是罕見病患者的朋友。與《南方人物周刊》交流的罕見病患者家屬都有一種緊迫感，他們期待在孩子長大前，能夠用上特效藥或者參與IIT。

　　白亮的孩子現在3歲，能夠聽懂簡單的指令，但無法用語言表達。如果任由病情發展，七八歲後患者有出現精神障礙的風險。自兩歲確診以來，白亮堅持帶孩子做運動、認知、語言方麵的康複訓練，但療效不甚顯著。

　　Mei去世後，有輿論指責其家長不應當僅僅因發育遲緩便送孩子參與IIT。白亮則對此無法認同：“難道要錯過孩子發育的黃金時期嗎？精神障礙確實不會致死，但已經無法生活下去了。”白亮得知有年齡稍長的患者，在發病時連父母都不認識，何況父母也不能陪孩子一輩子，“孩子以後怎麽辦？”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吳焱斌指出，IIT的優勢在於常規審查由機構內設委員會完成，而非外部的權力機關，這有利於提升科研效率。因而，受試者能較早接受尚未納入常規治療的技術幹預。

　　成熟的IIT還會為患者提供資金支持，盡可能消除患者參與研究的障礙，以劉方強參與的項目為例，便會發放檢查、交通、采血三方麵的補償費。

　　不是所有罕見病都有IIT，許多患者不得不自費推進科研，一如Mei的父母。白亮了解到，某個正在招募患者的IIT，每個家庭需要承擔百萬級別的費用，而且在818號令後，費用還呈現出上升趨勢。

　　價格變動的鏈路間接而漫長。818號令的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規定，臨床研究機構應當從臨床研究通過學術、倫理審查之日起，在5個工作日內向國務院衛生健康部門備案，後者按規定組織專業機構評估已備案的臨床研究。

　　此前隻要臨床研究機構（通常是醫院）批準，IIT便可以開展，不同機構間缺乏統一的標準。818號令明確規定的備案、評估，倒逼了許多正在進行或準備中的IIT補充更翔實的前期材料。

　　不止一位自費籌資的患者家屬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新規施行後，盡管沒有硬性規定，但在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階段至少需要9隻猴子，以往通常是3至6隻，近期猴子的價格也從十幾萬漲到了二十多萬。

　　前述新華醫院的IIT中僅有4隻恒河猴參與毒理學研究，而在樊東升近期申報的一項IIT中，有24隻猴子參與實驗。“需求量大，價格自然就上去了。”樊東升說，“要是隻弄兩三隻猴子就說是安全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實驗用猴隻是諸多開銷中的一項。仇子龍在患者中獲譽頗高的原因之一，是他曾答應患者免費開展小鼠實驗。有患者家屬表示：“仇子龍很謙卑，是唯一一個不讓家長花錢做IIT的科學家。”

　　在相關新聞報道中，仇子龍的形象截然不同。Mei的父母將約86萬美元轉入了仇子龍指定的一個大學基金會、一家病毒生產企業、一家非人靈長類藥物研發平台，以及楊侃——涉事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新華醫院副研究員——的私人賬戶。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條規定：“為研製新藥、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進行臨床試驗的，不得向受試者收取試驗費用。”新實施的818號令第二十條亦有近似表述。

　　從事衛生法學研究的吳焱斌表示，這不意味著法律禁止受試者出資促進研發，而是受試者應當通過基金會等機構作為中介與科研人員對接，保證資金完全用於試驗所需，避免科研人員違規取酬。

　　也有患者家屬表示，推動IIT的費用動輒百萬，若通過基金會則會產生管理費抽成，通常是10%，相當於變相增加了成本。

　　成本提升對多個家庭合力籌資的項目可能產生連鎖反應。白亮舉例，假設原本10人籌資1000萬，當費用漲到1200萬後，便會有家庭因無法承擔額外的20萬而離場，留下的人便要多分攤120萬，進而有更多人撤離，直至項目無疾而終。“這是個多米諾，明白嗎？”

　　“我們也擔心要麽不管，要麽就管死”

　　“野蠻生長”，這是吳焱斌對818號令實施前的IIT的評價。

　　與患者的視角不同，許多臨床醫生和醫學倫理學者都看好818號令。吳焱斌認為，它能夠幫助科研人員鬆綁，尤其是為風險較高的試驗提供了清晰的管理規定，比如第十一條，規定實施臨床研究的機構應當有符合要求的學術委員會、倫理委員會。

　　後者本應在IIT中發揮安全性把關的作用。公開資料顯示，上海市楊浦區衛健委曾於2026年1月20日，因“醫療衛生機構醫療質量管理和醫療技術管理製度、安全措施不健全”，對新華醫院進行警告，並罰款兩萬五千元整。

　　此前《南方周末》報道，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在審查該項目時，相關文件中曾提到“待動物實驗病理報告完成後，需再提交倫理委員會”，但在猴子病理學檢查報告出來後，仇子龍方並未提交至倫理委員會。

　　這意味著，倫理委員會自始至終沒有看到非人靈長類毒理學報告。

　　樊東升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他解釋道，小鼠等齧齒類動物模型主要用於驗證治療的有效性，而非人靈長類的實驗報告，則是衡量安全性的重要標準。通過毒理學報告，研究者可以了解猴子在安全前提下能夠承受的劑量上限。當同一種試劑應用於人體時，劑量通常會降低一個數量級，樊東升補充道：“通常是猴子的1/10，甚至更低。兒童的劑量應當更慎重一些。”

　　合同研究組織PriMed為仇子龍團隊出具的非人靈長類毒理學報告顯示，參與實驗的4隻恒河猴均測出“彌漫性中度～重度肝細胞水腫”及其他不良反應。報告還提到，本次實驗“動物數少，同時缺乏安慰劑對照組”。

　　在正式治療前，不僅需要醫生、科研人員、醫院倫理委員會確認IIT的安全性，患者也需要充分理解潛在風險。818號令第十九條明確規定，臨床研究應當取得受試者的書麵知情同意。

　　據接受過AAV注射的劉方強回憶，他的知情同意書中詳細介紹了試驗設計流程、動物實驗結果和潛在風險等信息。列舉每一種風險時，知情同意書都寫明了臨床的應對方案。例如，“AAV基因治療還可能引發血栓性微血管病，但這個發生率極低……必要時可以采取血漿置換進行治療。”

　　得益於微生物學碩士的教育背景，以及曾參與製備AAV的工作經曆，看完知情同意書當天，劉方強就決定參加IIT。

　　但更多的患者缺乏生物、醫學方麵的背景知識，僅憑一紙文書便遠遠不夠了。“這樣的知情同意隻做到了同意。”吳焱斌說，“但沒有保證知情。”

　　對此，他介紹了兩種方法。一種是邀請獨立的外部專家，向患者解釋風險，避免內部人員淡化試驗隱患；另一種則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等頭部醫院正在嚐試的，院方提前準備文字、視頻等材料並向患者講解，而後由專家解答患者疑問，全程錄音錄像，避免專業問題解釋不充分。

　　818號令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要求研究機構向衛生健康部門備案，並接受評估。這並非沒有先例，樊東升以自己主持的IIT項目SNUG01為例，自項目初期，北京市衛健委便積極了解進展、提供幫助。“我們也希望衛生主管部門了解，有困難可以隨時溝通，減少出現意外風險。”他說。

　　對於評估，樊東升認為評估對象應當是試驗的嚴重缺陷，在細節上大概不會字斟句酌。他以新華醫院為例，如果評估時發現缺少了非人靈長類數據，就能對“嚴重的、不能解釋的問題及時糾偏”。目前各方仍在新規的磨合階段，樊東升期待不會有過度幹預。“我們也擔心要麽不管，要麽就管死。”他坦言。

　　孩子剛確診時，白亮患上了焦慮障礙，嚴重時四肢疼痛、徹夜難眠。最近焦慮複發，他不知道孩子是否還能參與IIT，還想到了18歲美國男孩Jesse Gelsinger的經曆。

　　1999年，Jesse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基因治療，4天後，因劇烈免疫反應引發的多器官衰竭而死亡，成為全球首例歸因於基因治療死亡的病例。此後三年，全美基因治療IND（新藥臨床試驗，Investigational New Drug）申請數量持續下降，2002年觸底，而後在低位徘徊了十年。

　　但在故事的B麵，美國衛生部門加強了對臨床研究的監管，不良事件報告成為慣例，對早期試驗的安全性監測更加嚴格，並逐漸引入獨立第三方以保障患者知情同意。十年之後，美國基因治療IND申請數量井噴，並在2019年達到高峰——近250件，幾乎是Jesse去世那年的五倍。

　　（田青、圓姐、白亮、劉方強為化名。感謝王嶽、陳娜珍為采訪提供的支持）